高二适1903-1977 致潘伯鹰信札（四通十纸）

题识：1.弟适顿首。二十日。
2.二适顿首，七月二日。
3.二适敬呈，五月廿八。
4.适再上。
说明：上款人潘伯鹰。
上款“伯鹰先生”即潘伯鹰（1904－1966），安徽怀宁人。原名式，字伯鹰，后以字行，号凫公有发翁、却曲翁，别署孤云。现代书法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。著小说《人海微澜》、《隐刑》、《强魂》、《雅莹》、《残羽》和《蹇安五记》。论著有《书法杂论》、《中国的书法》、《中国书法简论》。作品出版有《潘伯鹰行草墨迹》等。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。坊间论及潘书，多言他是“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”。
在高二适的书法作品中，草书是其成就最高者，而在他的草书作品中，手札书法是其一个亮点，也成为高二适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手札，古人又称尺牍、尺素、尺翰，因其书函长约一尺，故有此称。尺牍一词见于《汉书》，其《陈遵传》云：“与人尺牍，主皆藏弆以为荣”，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谢安素善尺牍，而轻子敬之书,子敬尝作佳书与之,谓必存录。安辄题后答之，甚以为恨!”王献之因为谢安没有收藏他的手札而甚以为恨，说明手札在当时已成为书法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晋人书法赖以手札而传世，陆机的《平复帖》成为书法史上最早的名人墨迹，这是书法史的一种独特现象。二王手札，是有意无意间的书法杰作，说无意，它是一种轻松自然的流露，没有束缚；说有意，它又不可能完全是为了写信而写信，字里行间是一种书法技巧和才情的表现。二王手札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学习书法的经典，孕育过无数帖学书家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书法的样式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明清两代更是以条幅巨制见长。晚近书坛受清代思潮的影响，也呈现出厚重的气象。高二适不然，他的书法作品虽有大字和巨幅，但手札书风已经成为他书法的一个形象，一个特色，在现代书坛显出特别的与众不同。综观高二适的手札作品，从对象上看，有致老师、同门、朋友、学生的。从内容上看，谈学术、谈书法、谈杂事，也有谈诗和以诗代讯的，均有感而发，常常流露出他的学术思想。从书体上看，以草书为主，间以楷、隶、行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。高二适称之为“四体书”，于右任称宋克的这种书为“混合体”，此处不妨称为“杂体草书”。从形式上看，有信笺、诗笺者，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，实际上已经在“尺牍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，小的如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般小条，大的如横幅、手卷式的手札。从手札作品本体来看，随着情绪的节奏，时而快速书写，几个草字连在一起，时而放慢速度，在草书中出现一两个楷、行书，显出节奏感。时而因为注释或缺漏，或在信写成后想到要特别补充的，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，显出丰富感。他的手札，有气势，写得大气磅礴，有江河奔流之势。他的手札，是生活，写得情感流露，不避忌讳敢于慷慨直言。他的手札，见情性，写得随性所发，不拘小节，而神态自若。他的手札，显爽健，写得沉着痛快，抑扬顿挫中见连绵起伏。他的手札，能疾涩，写得缓急互见，尽书道之妙。他的手札，寓高古，写得兀傲不群，颇有荦确不平之气，更见晋贤萧散之风。
高二适与“兰亭论辨”
郭沫若于1965年6月11、12日《光明日报》（《文物》第6期）发表了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，书法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为之震动，虽有不少人不同意郭的观点，大都沉默不语，个别人私下议论，没有人敢写文章反驳。远在南京的高二适奋笔而成《“兰亭序”的真伪驳议》，于当年7月8日寄请章士钊指教，随即遵照章的指点，修改定稿，于7月14日再寄给章，求助发表。7月16日章写信给毛主席。7月18日毛主席回信给章，并致函郭沫若。致郭函略云：“笔墨官司，有比无好。”覆章函略云：“争论是应该有的，我当劝说郭老、康生、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。”7月23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高二适文（《文物》第7期据高之手稿影印），一场时间持久的、规模浩大的学术辩论，揭开了序幕。在万马齐喑、一家独鸣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高挺身而出，没有章仗义传递，没有毛主席及时批示，这个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的“兰亭论辨”现象就不会出现。
8月7日郭沫若写了《“兰亭序”与老庄思想》，8月12日又写了《“驳议”的商讨》，两文都在《文物》第九期发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两文除了谈《兰亭序》外，还涉及崇拜帝王将相问题。郭把高否认《兰亭序》为伪的观点，归结为“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”。郭问高：“毛主席《沁园春·雪》里的名句：‘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’，不是脍炙人口的吗？”又进一步发挥：“如果他（唐太宗）生在今天，多接触些新鲜事物，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，他的‘玄鉴’和‘睿赏’，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。”这些话，今天的青年读者看来似乎与讨论《兰亭序》真伪无关，必须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氛才能理解郭之用意。8月20日毛主席亲阅了郭沫若两文校样之后，写信给郭，称赞“文章极好”，并说：“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现在还不乏其人”。回顾7月18日毛主席“笔墨官司，有比无好”的指示，是同意将高二适的文章发表，不意味着支持高的观念。8月20日的信，毛主席对争辩双方的态度可以窥见。所以在一个时期内，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文章颇多，有些文章的标题（如启功《“兰亭”的迷信应该破除》）都带有浓浓的政治气息。
1972年《文物》第8期郭沫若发表《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“三国志”残卷》，是《兰亭序》为伪的旧话重提。10月21日高二适写了《“兰亭序”真伪之再驳议》，无处发表，1982年《书法研究》1期才将此文刊出，高已去世。
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印了《兰亭论辨》，分上、下编。上编载郭沫若及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十五篇，下编载高二适等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三篇。分析一下这三篇文章，章士钊《柳子厚之于兰亭》是从1971年出版的《柳文指要》中摘录的，不是1965年公开发表的；商承祚《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“兰亭序”》是1966年《中山大学学报》第1期发表的。《出版说明》强调：“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，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”，“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”。三篇与郭沫若见解不同的文章，定为唯心主义，供批判之用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以后，拨乱反正、开革开放以来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阳光灿烂，一片民主和谐气氛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，《兰亭序》的讨论也呈现出蓬勃生机。从1977年《南京大学学报》第3期发表《论钟王真书和“兰亭序”的真伪》后，各种报刊不断发表讨论的文章，数量多，质量高，学术视野更为开阔，探索得更加深入细致。1981年浙江绍兴、2003-2005年山东临沂、浙江嵊州所召开的几次书法研讨会上，“兰亭论辨”都是热门话题。绝大多数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，连1965年支持过郭的人也转向了。如：昔日侈言破除《兰亭》迷信的启功，在2002年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上赋诗：“岱岳巍峨孰比高，山阴笔法自南朝。兰亭遗矩今仍在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”此诗证明，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，启功不再支持郭沫若了，不再破除对《兰亭》的迷信了。
审视“兰亭论辨”四十年的历程，给予人们很多有益的启迪，举其要者，如：
（一）高二适与郭沫若进行争论时，双方的政治地位、学术地位都是极为悬殊的。当时，支持郭观点者蜂拥而上，反对郭观点者寥寥无几，两军对垒，强弱之势显然。势单力薄的高二适，不惧权威，不计利害，敢于争论，两次撰文，至今无人不钦佩其胆识。非凡的胆识，来源于渊博的学问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，对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对传统文化的情结，其积极意义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。
（二）四十年来，关于《兰亭序》的讨论，已超越了书法的范围，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们，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索，涉及文学、哲学、文字学、考据学、考古学、版本学等领域，从一件书迹的真伪之争，扩大到学术文化及其时代审美风尚的综合性立体研究，达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。真理愈辩愈明，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。现在，将来，永远要贯彻执行“双百”方针。
（三）高二适出身寒微，半世坎坷，文学书法，不由师授，长期钻研，造诣很高。章士钊许其“独学自成”，书法“独绝”，当之无愧。他在“兰亭论辨”中所表现出的学识、人格、毅力和风范，难能可贵，识与不识，同声赞叹。高二适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，他是泰州人民的光荣和骄傲。纪念他，要从“兰亭论辨”中吸取经验，提倡求真务实的学风文风，鼓励创新进取精神，树立自由发言、平等讨论、唯理是从的学术风气，为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卞孝萱
2006年夏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